尋找丟失的自己日記
朋友邀請我去二祖道場采風，在這個五月，我來到太湖。
在中國佛教諸多宗派中，我對禪宗一直有著特別的興趣。禪宗的祖師們否定一切有形的外部世界，甚至也否認現實中的自己，他們一輩子都處在靜謐的思維狀態，唯有剎那的所得，才是他們人生的追求。因此，我一直認為，禪宗是佛教中的一支精神貴族，一支思想先驅。從這一點來說，禪宗自宋代以后的逐漸衰落，是佛教世俗化和邊緣化落下的苦果。
對于二祖慧可，人們感興趣的就是他的那條斷臂。為了向他的老師達摩求證，慧可揮刀斷臂，以示“朝聞道，夕死可矣”的決心。但唐代道宣律師卻有不同的看法。公元574年，北周武帝在北方大肆廢佛，當四萬所寺廟被分給貴族作為宅第，當大批經卷被梵毀，對于慧可來說，就只有逃走這一條路了。在一條荒莽的山道上，慧可步履踉蹌，行色疲憊，為了躲避追索者的目光，也為了尋找自己一顆丟失很久的心，他終于來到江淮之地的太湖山區。
道宣律師在他的《續高僧傳》一書中十分肯定地說，慧可的那條胳膊，正是丟失在那次南逃的路途。
一千多年過去了，沒有人能知道慧可的那條胳膊究竟丟失在哪里，但這一切似乎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慧可將從達摩處傳來的禪法種子在江淮之地開花結果，又經過一代代人的努力，中國禪宗應運而生，正如趙樸初先生所說，二祖慧可是“中國禪宗第一人”。在禪宗中國化的進程中，慧可是真正的承前啟后者。
當慧可走到這深邃的大別山時，他看到一幅完全不同于北方大地的恬靜畫面，附近的茶園里，農夫們一邊勞作，一邊歌唱著，他們衣著簡便，食難裹腹，卻一個個快樂無比，于是慧可知道，真正的禪不在天上，也不在地上，而是在這群農夫之間。慧可當即決定，停止自己奔走的腳步，在這江淮之地的群山峻嶺中住下，以安放自己不安的靈魂。
太湖縣政協副主席兼統戰部長殷書林先生聽說我要去二祖道場，執意放棄他的雙休日，自始至終陪同著我。汽車在蜿蜒的山路上下盤旋，就像一千多年前一樣，附近的茶園里有茶農在忙碌著，這該是一年中最后的茶季了。當年慧可千里迢迢來到這里時，他一定也看到同樣的場景，一千多年過去了，時空似乎并沒有發生變化，我感覺那山野間的每一個人都是慧可，都是慧可與他的弟子們，只是，禪的意義發生了極大的變化，它不再是靜謐處的苦苦思維，也不再是山林深處的隱遁，而是山民們的歡快勞作，是他們對待艱難時世的豁達心態。
慧可在大別山中禪居達九年之久，這期間，他往來于獅子山與司空山之間，有時候，他會長久地禪坐在一塊巨石上，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，更多的時候，他與農夫們在一起，并像農夫一樣自耕自食。九年后，慧可回到北方大地，誰也不知道慧可在大別山中悟到了什么，但據說自始慧可的性格發生了極大的變化，他“變易形儀，隨宜說法，或入諸酒肆，或過于屠門，或習街談，或隨廝役，如是長達三十四年。”有人問他，你怎么可以出入于那些地方？慧可說，越是那樣的地方，越能歷煉自己的心智。被問得多了，慧可說，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與你何干？順俗而不流俗，佯狂而不露真相，這才是一個大智禪者在當時的環境下所處的態度。
如果正如道宣所說，慧可的胳膊是丟失在南逃的路上，但慧可的此次大別山之行決不是一件悲哀的事情，他丟失了一條胳膊，卻找到了自己新的人生。
我們來到河南岸的“望佛亭”，隔著一條河，對岸的那座山頭看起來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，但同樣是站在這個位置，當年的趙樸初就發出“山是一座佛，佛是一座山”的感嘆。這是不奇怪的，在禪者的眼里，世間的一切，無不是佛，無不是智慧。就像現在的殷書林，獅子山中的每一塊石頭在他眼里無不是尚待開發的寶藏，無不是太湖人的驕傲。春訊剛剛過去，河床大部分裸露著，只是在河中央有一泓靜靜的流水，倒映著兩岸青山。我們脫下鞋，開始涉水過河。有些涼意的河水像小魚兒吻咬著我們的腿部，赤腳踏在細軟的河沙上，癢癢的，這癢癢的感覺傳導到心里，真是說不出的舒暢。趟過河水，用手抹去腳上的沙子，再穿上鞋，感覺自己就真的到達智慧的彼岸了。
有鐘鈸之聲驟然響起，這是二祖寺僧人迎接我們的特有方式，夾雜著綿密的唱誦，像有千軍萬馬在風雨中疾奔。等走進寺里，卻只見一名僧人。我們在這里休息片刻，沿著山路繼續向山頂攀登，至一平地，有兩間舊寺坐落在一塊巨大的葫蘆石上，《太湖縣志》有“葫蘆石在薛義河，相傳二祖秘記存焉”的記載。有人忽然問，什么是二祖秘記？二祖秘記藏在哪里？沒有人能夠回答。這或許是一個永遠沒有答案，卻值得人追問一生的問題。就像慧可的那條斷臂，沒有人真正知道它究竟丟失在哪里。
站在葫蘆石旁遠眺，河對岸的山酷似一只巨龜，它伸著頭，卻永遠地定格在那里，成為一種意象。遠處連綿的群山間有無數條看不見的羊腸小道，每一條小道似乎都蘊藏著無盡的禪機。耳畔山風習習，仿佛是禪定中的慧可發出的粗重呼吸。我忽然想，作為一個禪宗大師，慧可留給后人的所謂“秘記”，難道不就是他自己的一顆心嗎？這顆心他丟失了很久，而在這塊葫蘆石上，終于重新找到，于是，他把這顆心留給了我們，他希望我們能循著這顆心，去尋找丟失的自己。